求职、升学中到底有没有学历歧视这回事儿

看到一则消息，说一本科就读于西北普通院校的学生，工作两年后，考上京城一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。他本以为从此“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”，却在找工作时屡屡碰壁。几番折腾下来，他发现问题还是出在学历上：招聘单位不光要看最高学历，还要看第一学历。在名校学历的含金量逐渐被稀释的当下，这种现象是“学历歧视”的新演绎形式。

一些本科就读于非名校的学生，花了三四年时间准备名校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，好不容易通过了笔试，甚至分数不算低，却在复试中被淘汰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名校因为有较多推荐免试指标，很多学生轻松获得“保研”资格。这被称为名校的“学缘歧视”，名校的研究生院似乎更乐意录染校或者相同层次学校的本科毕业生。

歧视是一个泛化的表达。遭遇“不公”时，人人都想舞弄几下反歧视大棒，仿佛那样便是“政治正确”。但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“反歧视”混淆了偏好、偏见与歧视三种情形。

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对歧视现象进行过系统性分析。他认为：歧视行为通常是歧视者的一种偏好，为了坚持这类偏好，他们宁可损失一部分生产效率，并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和机会成本。也有人认为，歧视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(或个人)，按身份归类(如种族、性别、宗教、性取向等)而非品质，给予不公平、否定性和排斥性的区别对待。按照以上对歧视的定义，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情形：一位雇主宁愿以更高的薪酬雇用一位白人，而不是以较低的薪酬雇用干活更棒的黑人。这就是典型的种族歧视。

地域歧视是中国人熟悉的歧视。地域歧视来源于地域偏见，河南、安徽、苏北就是“重灾区”。即便在上海一城，也存在着微观的地域偏见——“上只角”“下只角”的区别，至今影响着一些上海人选择居所、工作乃至婚配。当这种偏见固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时，就难免出现地域歧视。

但是，“学历歧视”既不是对“弱势群体”的区别对待，也不是刻意自损效率的偏见。一些人认为，在求职、升学的时候，不管来自什么样的学校，都应该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。这句话不错，但是，“同一起跑线”的意义是招聘和招生方提供最基本的机会——投简历和报考的机会，而不意味着大家都被选中。

有人会摆出一句老话，说所谓“学历歧视”让一些有能力者失去机会。这是似是而非的诡辩。在一所好大学上学，享受更多的学习资源，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，难道不是有能力的体现吗?批评一些用人单位的唯学历论，是因为他们设置了过高或者不必要的学历门槛，比如环卫部门非要招个名校硕士等。然而，借此贬低名校学历的价值，走入了反智的误区。

还有一句老话说：名校也有差生，非名校也有优秀学生。但是，理性的招聘方会综合考察应聘者各项素质，如果学历不如人，那就必须拿出证明自己能力的强有力材料。遗憾的是，一些抱怨自己遭遇“学历歧视”的人只看到一纸文凭的差别，却没有看到文凭背后所代表的实力，而除了学历，又无法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本事。

从用人单位角度出发，招聘时着重看应聘者的学历，其目的是为减少自己的用人风险，或者为减少人力资源成本。或许有人觉得仅以学历筛选太粗陋，有失公平。但是，公平和效率往往是妥协的，不同性质的职业对公平也有不同的基准要求。比如，在国家公职人员招录中，就不宜过度强调名校和非名校的区别，这是因为全社会对国家机关提出了更高的公平要求。但是，对一般企业来说，公平要向效率妥协。

一些本科非名校的研究生遭遇所谓歧视，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生教育及其盐机制——如今，考研应试化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顽疾，甚至某些非名校考生的整个本科阶段，就是高中的延长补时。与早早进入实验室，参加各种实践创新项目，轻松获得出国交换学习机会的本科名校同学相比，那些大学期间做了无数套考研模拟题的本科非名校学生的差距，显然是存在的。

歧视是公正的反面，抵制歧视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武器，这就决定了不能随意扩大歧视的内涵和外延。一个反歧视的社会，要先从对歧视给出精准定义做起。